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小提琴協奏曲的成功以及它廣受觀眾喜愛的現象，已經成為現代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傳奇。二十世紀初以來，中國的作曲家開始運用西方古典音樂的形式創作。許多人認為《梁祝》就像一把鑰匙，能夠讓我們認識中國作曲家們在這方面的獨特風格及成就。十一年前，香港電台第四台曾經舉辦過一個「千禧名曲選」的活動，香港的聽眾投票選出了十首古典音樂的「千禧名曲」。在西方古典音樂大師韋華弟、莫扎特及貝多芬的作品以外，何占豪參與創作的《梁祝》協奏曲，是選舉中唯一由中國作曲家譜寫的作品。

超過半個世紀以來，何氏是發展中國民族音樂創作風格的中堅份子。1958年，他正於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，在他的推動下，幾個同學走在一起，探討怎樣以民間戲曲為素材，創作一首弦樂四重奏。一年後，這個意念轉變成一首小提琴協奏曲，作為慶祝建國十年的賀禮，也就是我們今天認識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小提琴協奏曲。

何氏音樂創作的座右銘是：「外來形式民族化，民族音樂現代化」。在他的創作生涯當中，前二十年致力於通過西方音樂的創作形式，以中國的民族曲調及特色為基礎，發展出一種新的音樂體裁。除《梁祝》以外，其他兼具戲劇及抒情特色的作品，當中包括弦樂四重奏《烈士日記》及交響詩《龍華塔》等，同樣具備強烈的民族風格。

八十年代以後，何氏又把「民族音樂現代化」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。除了把《梁祝》分別改編成高胡及古箏協奏曲以外，還創作了二胡與樂隊《莫愁女》、二胡協奏曲《亂世情侶》及《別亦難》、古箏協奏曲《臨安遺恨》、《西楚霸王》及《孔雀東南飛》、民族管弦樂《伊犁河畔》及《節日賽馬》。這些作品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民族管弦樂創作的經典曲目，對民族音樂表現幅度的拓展，以及民族器樂演奏技巧的提高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作為一位作曲家及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，何氏稱自己是「探索者」。既然是「探索」，當然有成功也有失敗，不管是哪種，都可以給個人帶來經驗與教訓。他表示：探索是他永恆的主題，只要人民大眾喜歡的，他會一如既往。